秃鹫小说

第55章（第2页）

这一当就是九年，也是汉成帝越发奢侈荒淫、宠爱飞燕合德的九年。绥和二年（约公元前7年）的春天，发生了一次震惊内外的灾异。翟方进接到下属报告，说是天上出现了可怕的“荧惑守心”。荧惑，就是火星，是灾难之星；“心宿”则是天上的明堂，天子布政之所。荧惑守心，就是火星停留在“心宿”之内，意味着天子将有大灾难。

在《汉书》的记录里，秦始皇和汉高帝崩殂之前，都出现过荧惑守心的天象。

翟方进精通天文星历，知道“荧惑守心”的含义，不禁惊慌失措。消息传来，有人上书认为，要想消弭皇帝的灾祸，得选择大臣来厌胜。大臣的位置越高，效力就越强。翟方进知道自己的死期到了。

皇帝果然召见了他，所谈何事，后人不得而知。但他回来之后已经打算自杀，人还没死，皇帝的策书火速送到，措辞极为严厉，斥责他为相九年、灾异频出、未能称职。翟方进见策后自杀。

有汉以来，灾异影响政治并不鲜见，但像这样直接迫使丞相自杀还是第一次，足以说明此时的汉家天下，官民对灾异的信仰何等之深。但此事亦有颇多蹊跷之处：

一来，后世的天文学者推断出，这个月并没有发生“荧惑守心”！14实际发生的是“荧惑入太微”，这也是对天子不利的凶相。二来，翟方进精通星历，“荧惑守心”并不是流星那类刹那间消失的天象，能延续一两个月，他为什么没有辩白，而是很快自杀？三来，这一时期，王莽已经除掉淳于长，当上了大司马，而翟方进与淳于长关系密切，又是丞相，和担任大司马的王莽分庭抗礼。此事和王莽有无干系？四来，翟方进死后，皇帝却“祕之”，就是秘密、低调处理这件事，没有公开，但给了翟方进超规格的葬礼，多次亲自凭吊，这种待遇之高，以至于多年后翟方进的儿子翟义起兵反抗王莽时还念念不忘。

因此，这次所谓“荧惑守心”的灾异，很可能出于一次未经记录的宫廷政变。翟方进担任丞相时间太久，树敌又多，与王氏家族关系不佳，王莽新晋，两人成为政坛上的对手15。因此，翟方进的反对派们利用这次灾异，将其夸张或解读为最凶险的“荧惑守心”，推动汉成帝有了令丞相自杀以代自己的想法。汉成帝召见翟方进，可能是要求甚至恳求翟方进自杀，那封措辞严厉的策书，只不过是程序，并非真的斥责。所以汉成帝才会赐予高规格的葬礼，以表示由衷的谢意甚至歉意。这也可以解释，何以是翟方进的儿子翟义举起了反对王莽的大旗，以及王莽为何对翟氏家族斩草除根，连儿童也不放过。

但这更说明了，经学最为重要的武器——言说灾异，已经失去了驯服君主的初心和威力。汉朝人信鬼神、信天命，对灾异祥瑞很敏感，董仲舒才会在这基础上发明“天人感应”的说辞，试图用灾异祥瑞来规诫帝王。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套说辞是有作用的。汉宣帝满世界去找祥瑞，本身就是他敬畏天命的表现。

但经学的文本是敞开的，任何懂得经学的人，都可以依照自己的目的解说，“灵活”借助灾异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翟方进之死，说明灾异成了惩治大臣而非规诫帝王的利器。其实，早在翟方进之前已经不乏先例——儒者谷永依附王氏家族，当别人以灾异批评王氏家族时，他却说灾异来自汉成帝无辜的许皇后，致使许皇后被废。总之，到了元、成之际，灾异已经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经学的公信力颇为降低。

尽管丞相以生命“厌胜”天象，但几个月后，汉成帝还是晏驾了。

10．今古之争

刘歆，恰恰是翟方进的学生，他自幼跟随父亲刘向修习今文经学，对诸子、术数、诗赋、方技都很有兴趣，又是宗室，少年之时就有了些许名气。汉成帝召见他，原本要任他为中常侍留在身旁，但被大司马王凤否了，只好让他先去当黄门郎。

巧合的是，大概不到两年，二十四岁的王莽也被拜为黄门郎。

两个人年龄相仿16，一个是刘氏宗室，一个是王氏外戚，他们长达一生的友谊虽然隙末凶终，但此时都还年轻，一起共事当有志同道合之感，他们会谈论天下大事，诸如儒学怎么发展，汉家怎么改制，经学有何种弊端，怎么以儒学来说灾异17，国家有哪些问题，等等，和后世的“有志青年”应该没有什么两样。

他俩也会去找黄门待诏扬雄聊天，扬雄比他们大十多岁，从蜀郡来到长安，被时任大司马王音召在门下，又推荐在黄门待诏，从此入仕；所谓待诏，就是等待皇帝下诏给个正式的官做，一般情况下，短则数月，长不过几年，都能得到机会。可惜王音很快去世，扬雄又是一个毫无官瘾、不求上进的人，所以他一直待诏，已近十载18。

好在扬雄志不在此，他口吃，内向，不爱说话，对今文章句之学也没有兴趣，喜好博览群书，有机会就去天禄阁读书。刘歆也曾跟随父亲在天禄阁校书，彼此就熟悉了。

小兄弟桓谭也加入了。他是太乐令之子，若以今天比照，是个喜欢“玩音乐”的“官二代”，尤其热爱被儒家所诋毁的“淫乐”。他对当时主流的今文经学也不感冒，倒是愿意学习古文学。

扬雄和桓谭可能不太会深度参与刘歆和王莽关于“天下往何处去”之类的论辩，但在对经学的态度上，他们应该意见一致：

那就是关于今文经学和古文学的看法。

所谓今文经学，简单来说，因为儒经最初主要是口口相传，再加上战国的战乱、秦朝的《挟书令》，很多经书的简帛文本没有流传下来。直到汉朝，学者们才通过记忆默写下这些经书，他们使用的文字就是当时通用的文字，也就是“今文”，犹如今天人们使用简体字来抄写古代的书。

但是，那些先秦的旧书并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消失，有的被人保护着藏了起来，有的侥幸没有被销毁，例如汉景帝分封在曲阜的儿子鲁恭王在扩建宫殿的时候，偶然从孔子故居的墙壁里发现了一些儒经，都是用先秦的文字所写，于是大家称之为“古文”，犹如今天人们得到一本古书，上面印着繁体字。

因此，今文学、古文学最初只是文字或文献上的区别。当然，在人们默写、传播、抄录的过程中，儒经在文字、篇目、字数上会有不同，有些差别甚至还很关键，以至于后来“今文”和“古文”的内涵变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学派”19。当然，此类问题到了后世才变得重要，在汉朝，刘歆和王莽的时代，真正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