秃鹫小说

第55章（第1页）

汉元帝即位才两年就杀了老师、辅臣、儒者萧望之，此事影响极大。

由儒学教导并被儒家寄予厚望的汉元帝，一度承载着儒家对圣君的期望。这种期望，包括重用儒臣，打击文法吏，消除社会问题，爱民爱人，制礼作乐，推动礼制改革，等等许多具体的内容。但是，汉元帝很快以阴柔之手段杀掉师傅，仅此一件事，就足以寒了广大儒生的心。换句话说，汉元帝就此失去了圣君的资格，儒家只能另选哲人王。后来的汉成帝、汉哀帝比汉元帝更不如。人们选择王莽，也包括了对汉帝的失望。

不过，汉元帝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有想成为儒家的圣君。他的确笃信儒学，但毕竟也是汉宣帝的儿子，承袭的是汉宣帝留下的政治格局。以往，史家会特别强调汉宣帝“乱我家法者，太子也”的故事，但汉宣帝既然还是将帝位传给了他，那么一定会从多方面对儿子进行教导、传授、安排，尽可能消弭元帝的性格弱点。

既笃信儒学，宽容节俭，又遵循父教，信任文法宦官10，这种撕裂或许是汉元帝给后人留下“牵制文义，优游不断”11印象的原因。而儒学，也就在皇帝的这种优柔寡断中折向了新的方向。

9．翟方进之死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萧望之的死是皇权尚未衰微、“汉道”仍然在发挥作用的表现。到了汉元帝的儿子汉成帝，“霸王道杂之”的格局渐渐不复存在，儒家终于如愿以偿地实现了“独尊儒术”，一系列礼乐制度改革在儒家推动下徐徐展开。

长安城无恙，未央宫无恙，但汉廷内外的气氛悄然改变。

表面来看，儒学已经接近胜利，十四家经学博士法度森严，牢固把控着帝国的意识形态；中央地方的高级官员几乎没有不是儒家出身的，丞相基本都是大儒，连外戚王氏家族也好儒养士；整个社会向着礼乐制度的终极理想前进，就等着圣人出来实现天下太平。

但经学的繁荣之下，隐藏着不可忽视的危机。

首先，那些官方的经学博士们日益僵化，他们一代传一代，老师传弟子，父亲传儿子，每一代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儒经做出更多、更新、更复杂的解释。几个字的“经”，会有“章句、传、记、说”等不同体裁的诠释，字数越来越多，有位叫作秦延君的经师，解释《尚书·尧典》，光“尧典”这个题目，就解了十万字；其中“曰若稽古”一句，解释到三万字。

多年以后，执政的王莽下令修订删减这些章句，博士弟子郭路在删减时，因为工作量太大，不幸累死在灯下。

文本的烦琐复杂，师法和家法的门户之见，使得今文经学日益成为小圈子里的文字游戏。纵然皇帝信任他们，即使俸禄不会减少，但他们对思想与学术的贡献已经不如从前，对后学者的吸引力也大打折扣。

但与此同时，今文经学作为博取名利、仕途升迁的通道却始终通畅。修习经学依然是儒生们趋之若鹜的康庄大道，于是被选拔出的儒臣，有许多儒学素质很高，道德水准却堪忧。

前文曾提到，汉成帝的丞相匡衡，父祖都是农夫，幼年“凿壁借光”勤奋读书，很是励志。他专精《诗经》，入仕之后当过经学博士、太子少傅，直至封为乐安侯，成为丞相。

匡衡不愧为《诗经》大师，流传后世的奏章处处以《诗经》为准则，告诫皇帝要遵守教化，维系道德，为民父母，不可耽溺情欲。这些道理当然是对的，但匡衡自己在面对石显等人的权势时，反而闭口不言。更奇葩的是，他所封的乐安侯国一开始边界不清，把临近郡的土地也划了进来。匡衡明知有错，但隐瞒贪占了这部分土地及其租税，直至被人告发，丢掉丞相大位，被免为庶人。

尽管如此，匡衡的许多子孙依然凭借经学家法，继续充任博士职位，逍遥于仕途。

匡衡之败是不够“谨慎”，安昌侯张禹就精明得多。张禹也是博士出身，专治《论语》，位至丞相。在张禹的时代，《论语》的地位虽然不如“五经”，但也渐渐重要起来，当时的《论语》有多个版本，张禹凭借自己出色的经学素养，对《论语》进行比勘修订，搞出一个定本，人称“张侯论”，风靡后世12，也就是今天《论语》的通行版本，而其他版本渐渐亡佚，张禹的水平可见一斑。

政治上，张禹却缺乏丞相的担当，不敢与外戚王凤争锋；私下里做生意、买田产，凭丞相之尊搞了不少泾河与渭河岸边的肥沃土地。他深居简出，庭院深深，喜欢一个人在院子深处鼓弄丝竹，尽享音乐之美。如此这般，比起匡衡的“晚节不保”，同样“腐朽堕落”的张禹反而得以善终。

匡衡、张禹都是当世大儒、学术领袖、一代经师，他们尚且如此，那些遍布朝廷和郡县的儒生官员就可想而知，社会并没有变得更好，今文经学的声誉和品质也就受到了损害。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如此。

高陵侯翟方进也担任汉成帝的丞相，就颇能做到廉洁克己、赏罚分明。翟方进自幼失去父亲，少年时在汝南郡当小吏，备受太守摧折，一气之下来到长安学习儒学谋求上进，他的后母很疼爱他，跟着在长安“陪读”，给别人织鞋子挣钱供他读书。

多年以后，翟方进成了治《春秋》的大儒，当了博士，尤其精通《穀梁传》，还爱好《左传》，刘歆就在他门下学《左传》。

翟方进为人和盖宽饶相似，史书称他“持法刻深，举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诋，中伤者尤多”。13越是对高官，他越苛刻，深文周纳打击他们，奏免京兆尹、右扶风等二千石以上高官二十多位，政敌陈咸被他打击到忧愤而死。显然，这种做派得罪了不少官员，但赢得了舆论的赞赏和皇帝的信任，最终一路当上丞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