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委会主任还是给副手留了面子,只冷笑了一声:“我哪里敢教你们干活呀。”
在副手故意跟他求饶的时候,他收起了笑脸:“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有证据抓人,没证据放人。公安局要是口粮多的没地方用的话,明年就不用报计划了。”
公安局长赶紧表态:“我们一定立刻核实清楚,马上就动。”
主任看了他一眼,没吭声,直接跳入下一个议题:“这封信,大家都看一看。”
分发到领导干部们手里的,当然不是原信件,而是打字时打印出来的文件。
字迹相当清晰,清晰得让在场的所有干部不能说自己没看明白。
这封信内容其实挺简单的。第一部分是夸奖近些年来,本省在教育工作上做出的突出成绩。
大量的下放户和下放知青抵达农村后,填补的农村知识分子的不足。
他们当中不少人走上讲台,大力改善了农村教师力量薄弱的窘迫,以其学识和热情,为农村培养了大批有知识有文化的新生力量。
接下来,就是信件的第二部分,高考来临,对教育事业的影响。
毫无疑问,高考激发了广大师生的学习热情,使得大家学习文化知识的热情达到巅峰,学习效率也大幅度提高。
但是,与此同时,一个巨大的隐患也隐隐浮现。
那就是,教师队伍,尤其是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的教师队伍,充满了分崩离析的风险。
众所周知,1977年的高考,汇集了既往11年错过高考的学生。
他们当中大部分人,离开学校,要么去农村修地球,要么进工厂当工人,基本已经脱离文化知识学习。
只有少部分人,少部分在学校讲台上给学生上课的知青和下放户,才由于工作需要,始终没有脱离课本。
毫无疑问,大家上了考场,这些兼具实践经验与理论知识的青年教师,考入大学的概率显然更高。
信中,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教师的崇高敬意与深切感激,将他们的无私奉献与爱国情怀描绘得淋漓尽致。
反复强调,他们旨在通过高考这一桥梁,勇敢地接受国家的选拔,将来好做出更大贡献。
可是在场看信的干部们,到了这会儿,谁还不明白所谓的隐忧是什么。
有人嘀咕了句:“就不该让这些老师考。一个个,自私的很呢。当初安排他们在农村当老师,是给他们优待。赤脚医生还下田干活呢,他们就站讲台上课。”
省招生办的负责人赶紧强调:“那不能够。高考原则就是自愿报名,不看身份。国家没规定老师不准考,他们就能考啊。”
已经有看得快的人翻页了,直接喊出声:“用广播上课?”
看文件慢的人也赶紧翻过去,发现下面的内容是夸奖农村农技知识普及,也成果斐然。
以生产队的技术员为例,他们皆具备一定文化素养,公社定期为他们量身定制技术培训方案,旨在将其打造成为传播知识技能的火种,再将这些宝贵的知识带回生产队,惠及广大社员。
再比如说,乡下放电影,经常播放各种技术教育片,教授广大社员如何搞种植养殖。
只不过这两种方式都有一定的缺陷。
前者的受教育范围窄,生产队的技术员才能去公社学习。
后者传递的知识有限,拍电影的成本太高了,所以能够让农民看着学的内容也少。
而且电影必须得在光线暗淡的地方播放,基本都是晚上。
这样的环境,农民即便想学习,也没办法做笔记。
光靠耳朵听,脑袋记,囫囵吞枣,真正能掌握的内容有限。
所以,写信人表示在这二者的启发下,想到了另一个传播知识途径更为有效的方法—其留刘五铃耙拔儿物—广播。
给出来的理由也非常简单。
经过多年的建设,现在农村各个大队都有广播。公社无需为广播教学格外购置器材,可以节约大笔额外支出。
另外一条就是,广播教学的效果,经过纺织三厂工人夜校广播学员的论证,成果斐然。
甚至有不少外地学员都写信到工人夜校,感谢广播教学为他们备战高考提供的帮助。
鉴于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将广播教学引入日常教学之中,定能发挥出其独特的优势与价值。
毕竟培养一位合格的新教师,起码需要三年时间,才能师范毕业。
可由经验丰富的老教师来录制教学录音,花费的时间要少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