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买药折进去了人命,姜培生一时心情十分复杂,对这些人有敬佩也有愧疚,同时又好奇,好奇他们的信仰,好奇他们哪儿来的这种精神。以至于他对安宝总挂在嘴边的新中国开始有了些许期盼,于是问:“你们的新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怎么叫我们的新中国?”姜培生的话音刚落,门外有人接过了他的话。姜培生顺着声音看过去是黄政委。他走进来,站在姜培生的病床前,说:“你养好病,将来认真学习改造,就有机会重新回到人民中去。到时候我们的新中国不也是你的新中国吗?新中国就不该分是你的还是我的,它应该是大家的,是所有人的。新中国会实现工业化,每个人都能吃得饱穿得暖,家家户户都能用得上电灯电话。没有战争,没有饥荒,往后不管你是谁都不能随意地屠杀欺负老百姓,所有人都能过上安稳的太平日子。”
“若是真能有这样的太平世道,想来党国的将军也没什么好留恋的。我太太婉萍是个极好的女人,她从不求我多么富贵,只想和我过安稳日子……可就这么点要求也被我搞砸了……我真是混蛋啊……”姜培生说话声音很轻,听了好半天后,他问:“黄政委,你说我还有机会从监狱出去过得上安稳日子吗?”
“怎么没有可能呢?你心理上不要有负担,眼下主要的任务是养好身体,”黄政委笑:“今天是除夕,你们北方人习惯要吃饺子的吧?晚上让厨房给你做一盘,不过医生嘱咐过你肠胃太差,不能多吃哦,尝尝味道就好了。”
“谢谢……我听安宝说了香港的事情,”姜培生身子很虚弱,他讲几句话便要大喘气一会儿才能接着说下去:“为了救我这样的人……真实对不住了。那个牺牲的战士还很年轻吧?黄政委,劳您代我向他家里人说声抱歉。”
姜培生的话说完,安宝在旁边碰了碰他的胳膊。姜培生没太明白这话里有什么不妥,只是见黄政委愣怔几秒,随后点点头说:“没有什么好抱歉的,他是无产主义战士嘛。”
黄政委说完从病房里走出去,安宝绷着脸看向姜培生说:“死掉的那位同志就是我们黄政委的儿子。所以你可得好好争气,一定要活着等药买回来。”
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为了给我买药死了?他却要反过来安慰我?不得不说姜培生此刻心里被狠狠地震住,他反思着自己是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度量,换做是他,一定会拔枪崩了眼前这个敌人。
“我尽力,我一定尽力……”姜培生对安宝郑重地说。
白天姜培生与黄政委说话时精神还挺不错,安宝以为他的病稳住了,只要等着药一来就能把人治好,但不知何原因,夜里姜培生忽然发起高烧,烧到41度陷入昏迷。退烧针完全不起作用,安宝看着医生护士进进出出,只后悔白天自己多嘴,怀疑是不是因为他说了香港的事情加重姜培生的心理包袱这才导致病情恶化。
到第二天早上八点,高烧终于退下去,但人还在昏迷。安宝守着姜培生直到下午三点,才见他终于睁开眼。
“你感觉怎么样?要不要见医生?”安宝连忙问姜培生。
“我做了一个梦,一个好长好长的梦。”姜培生轻声说:“等我病好了,我要把它写下来。”
安宝见姜培生能清楚地说话,以为他脱离了危险,所以也没急着去叫医生,而是问:“你梦到了什么?”
“我梦见少年英雄救苦救难。”姜培生看着安宝笑,轻声说:“他拜了名师,学得一身本领,一路行侠仗义,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他的这些朋友里面有个十五六岁话很多的四川崽小伍,做事一根筋,但认真仗义……有一个叫长生的男孩,喜欢吃甜的,不喜欢吃辣,性子软,爱哭鼻子……还有近视眼青年人,他有一个很漂亮的老婆,看着忠厚老实的模样,其实心里特别有主意,是个很聪明的人……”
“你还会做这样的梦!”安保听了跟姜培生笑起来:“你是那个少年?”
姜培生费力地摇摇头,他看着安宝张嘴想说话,却发现自己浑身没了力气。他想告诉他,小说主角是安宝,因为他那样年轻,有理想,有无穷的活力,而自己已经是个老人了,他没有那样的朝气与勇敢,他不会是任何激情澎湃的故事里的主角。只是很可惜这些话姜培生再也说不出来,他发现自己浑身气力都在被迅速抽干,声带无法再震动……
他看不清,他听不清,他只觉周遭是一片白茫茫……
安宝看见姜培生眼睛里的光忽然散了,身体像被抽掉筋骨一样变得软趴趴。他从椅子上跳起来,冲出病房,高喊着:“医生!医生!姜培生不行了!”
第七十四章火车东站
1950年2月9日是农历小年,也是北平贝满女中本学期的最后一天。英文教师陈婉萍收到了丈夫姜培生从成都静安医院寄来的挂号信。她把那封信反反复复的看了有七八遍,到下课铃想起才擦干眼泪,慌慌张张地走回教室给学生们布置寒假作业。随后婉萍跟领导请半天假,急匆匆地想着赶紧回家把好消息分享给爸爸、姨母和如怀他们。从学校离开,婉萍遇见一个熟人,其实也算不上太熟悉,只是之前在天津时见过几面。那个年轻女人是刘章找的女朋友夏小姐,当时她在一家美国人经营的高档女装店里做服务员。类似这样的女朋友,婉萍听姜培生说过刘章应该有好几个,不仅如此,他在四川老家还有老婆。刘章是个会讨女人欢心,也乐得花心思去讨女人欢心的。他私生活乱,但对姜培生非常忠诚,副官这样敏感的位置始终是忠诚最重要,其他的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婉萍虽对刘章的私人事情一贯看不太惯,可也始终没有说过什么不好的话。夏小姐远远看见婉萍便叫着“姜太太”跑过来,拉着她的手问知不知道刘章的近况。婉萍此刻心情正大好,忙着点头说:“还好还好,培生被送去医院治疗了,这么想来刘章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大事儿。”
1950年2月9日是农历小年,也是北平贝满女中本学期的最后一天。英文教师陈婉萍收到了丈夫姜培生从成都静安医院寄来的挂号信。她把那封信反反复复的看了有七八遍,到下课铃想起才擦干眼泪,慌慌张张地走回教室给学生们布置寒假作业。随后婉萍跟领导请半天假,急匆匆地想着赶紧回家把好消息分享给爸爸、姨母和如怀他们。
从学校离开,婉萍遇见一个熟人,其实也算不上太熟悉,只是之前在天津时见过几面。那个年轻女人是刘章找的女朋友夏小姐,当时她在一家美国人经营的高档女装店里做服务员。类似这样的女朋友,婉萍听姜培生说过刘章应该有好几个,不仅如此,他在四川老家还有老婆。
刘章是个会讨女人欢心,也乐得花心思去讨女人欢心的。他私生活乱,但对姜培生非常忠诚,副官这样敏感的位置始终是忠诚最重要,其他的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婉萍虽对刘章的私人事情一贯看不太惯,可也始终没有说过什么不好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