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温柔体贴、善于养育、总是鼓励我。
我擦伤了她给我处理伤口,我需要的时候她就握住我的手,等我准备好离开时她又舍得放手。
音乐对她很重要,她也把这份热爱传递给了我。
她喜欢跳舞,尽管我不太乐意,但她也把这个爱好传给了我。
就算她没在跳舞或者听唱片的时候,似乎也总是哼着歌或者轻声唱着,脸上带着淡淡的、略带忧伤的微笑。
她身上有种宁静的气质,仿佛是从内心深处散发出来的。
当我姐姐凯莉生病的时候,尽管她自己也悲痛欲绝,但正是妈妈给了爸爸和我坚持下去的力量。
不,我真的不能要求有更好的父母了。
妈妈真的会和我谈心,不管是家里什么样的决定,只要影响到我,她都会让我参与,在凯莉去世前也是如此。
他们给我树立了完美的榜样,如果我将来能成为像爸爸一半好的丈夫和父亲,能找到像妈妈一半好的妻子和母亲,那我就觉得自己很幸运了。
妈妈在美国出生,但也只是勉强算吧。
1929年,外公外婆安东内斯库移民到美国,外婆抵达埃利斯岛时已经怀孕四个月了,肚子里怀着妈妈。
妈妈的出生证明上写的名字是安卡·博格丹娜·安东内斯库,但她一辈子都叫安娜这个名字。
当时大萧条正严重呢,不过外公多鲁是个有闯劲的人,到日本轰炸珍珠港的时候,他已经把布鲁克林下东区的一个小水果摊发展成了一家生意兴隆的杂货店。
爸爸本名安德鲁·安格斯·帕特里克,虽然他有个爱尔兰名字,红头发绿眼睛,但实际上他是个混血儿。
他从小长大的地方离妈妈家就三个街区远。
他们上同一所学校,不过爸爸比妈妈高几级,在教堂里也坐在同一排长椅上。
每次爸爸讲起他们的故事,都说在从战场回来后,在一场劳军联合组织举办的舞会上看到妈妈之前,自己一直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
妈妈听他这么说的时候,总会带着点忧伤地笑笑,然后思绪就飘远了。
他们在1947年结了婚,然后马上就开始努力组建一个大家庭,可命运似乎总来捣乱。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死胎,凯莉在1949年出生,我在1951年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就再也没能怀上孩子了。
这可不是没努力过——这我很清楚——也没少祈祷——这我也知道。
考虑到妈妈的罗马尼亚背景,还有爸爸爱尔兰、德国、瑞典的混血血统,再加上他们都是在大萧条时期长大的,要是他们生个十几个孩子,那也不足为奇。
我们街区很多家庭的孩子多得都能组一支足球队了,还有几个替补坐在板凳上呢,可我家连凑出一支像样的篮球队都够呛。
1963年,死神降临,我们一家人连玩扑克牌都凑不齐人了。
原本像小鹿一样活泼有活力的凯莉,在8月的时候开始出现不对劲的迹象,到了2月就离世了。
我们都悲痛欲绝,很长一段时间,我家都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爸爸哭。
凯莉可是他的掌上明珠——真的,她那活泼的性格让我们都为之倾倒,她就这么走了,让我的心好痛。
高中毕业后我就离开了家,尽管上大学期间他们想我留下来住,可我必须得逃离那些对妈妈的、快要把我逼疯的情感。
那些不该有的情感最初在我13岁的时候冒了出来。
我那时发现女孩和男孩不一样,而且我喜欢这些不同之处。
和我同龄的女孩们身体开始发育出有意思的隆起和曲线,这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开始留意身边的女性。
大多数时候,我留意的是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