秃鹫小说

第56章（第2页）

刘歆手上有了他精心阐释过的《左传》，就想切开汉廷旧的经学体系，鼓吹将古文学立在学官，从而为汉家开辟制礼作乐的新路。当然，打破旧体系，自己也就有机会后来居上，飞黄腾达。因此他虽然今古经学都通，但格外看重古文学。

其他的“小伙伴”呢？

扬雄给汉成帝写下气势恢宏的《羽猎赋》，被拔擢为黄门郎，终于不必再“待诏”了。不过扬雄却希望“停薪留职三年”，专心看书，研究方言。汉成帝很通达，不仅允许他读书搞研究，而且俸禄照发。扬雄热爱求知，对待学术今古兼收。

王莽早已高升，仕途通达，担任大司马，成为帝国的要人。王莽既希望借助古文学特别是尊周公来制礼作乐，实现儒家理想，又希望继续保持今文经学对政治的关切，深信灾异、祥瑞、谶纬，对两派学术也都不排斥。

至于桓谭，对父辈的今文经学没有什么兴趣，尤其厌恶图谶、纬书，他追求“真理”，因此更爱与官方儒学较远的古文学。但他相信王莽将会建立不世之功，一心一意跟随王莽。

他们的友谊不论多寡，在这历史的转折点上，若即若离地维系着……

11．刘歆要“解放思想”

绥和二年，汉成帝猝死，哀帝刘欣即位，朝廷风气为之一变。

从汉成帝末年到汉哀帝初，王莽和刘歆虽然地位的差距越来越大，但两人关系始终密切，关于古文学的意见也颇为相投。哀帝即位后，大司马印绶还没戴习惯的王莽，敏锐地觉察到新皇帝对自己的不信任，为了巩固地位，他向汉哀帝大力引荐好友刘歆。

汉哀帝正打算重用宗室以抑制外戚，就拜刘歆为太中大夫并加官侍中。汉代大夫执掌的事务很广泛，顾问谏议、拾遗补阙之类都有，员额也没有定制，所以单看这个职务本身看不出什么来。但刘歆得了侍中的加官，就可以出入禁省，这是皇帝的宠信。不久，刘歆再迁为骑都尉、奉车都尉，得以跟随皇帝出行，宠信更甚；还官光禄大夫22，成为皇帝刻意蓄养的人才。

光禄大夫不是政府官员，而是宫内官，俸“比二千石”，虽然不是特别高，已是各类大夫里最尊贵的职务，而且很闲适。汉廷往往用大夫来安排三种人：一是病人；二是出于政治原因不好安置的人，比如董贤当大司马，他的父亲在朝廷上总不能比儿子官小吧，而当光禄大夫，不属于外朝官员，就规避了这个问题；三是不适合案牍劳形的人23，比如名儒龚胜，汉哀帝还是定陶王的时候就听说过他，当上皇帝后就把龚胜征召而来，先拜谏大夫，后来见他是儒臣，不适合搞行政，就安排为光禄大夫、加官给事中，宠信甚至在刘歆之上。

刘歆也属于第三种，皇帝知道他儒学修养高，是宗室里难得的学问家，才把他放在光禄大夫的位置上，让他有时间再次牵头整理汉廷藏书，继续刘向没有完成的志业。

和刘歆一起在天禄阁校书的，还有五官中郎将房凤、光禄勋王龚，这两位也颇受汉哀帝信任，也都有侍中的加官。论学术，刘歆更胜一筹，在刘歆的影响下，他俩也对刘歆整理后的《左传》产生了兴趣。

刘歆的备受信任和王莽的逐渐失宠形成了对照。三公里丞相是孔光，大司空是何武，何武也通古文学。汉哀帝即位后势必要调整三公，王莽首当其冲，不久被免大司马之职，接替王莽的是皇帝当太子时的太子太傅师丹。

师丹也是儒臣，博士出身，匡衡的学生，专治今文经学的《诗经》学，年纪已经很大了。令王莽稍显安慰的是，他与师丹关系不错。师丹任大司马辅政后，向皇帝提出一项重要的改革建议：三代之治的基础是井田制，汉朝承平日久，土地兼并严重，应该仿照井田制予以限制。

这项建议得到了汉哀帝的支持，他令孔光、何武等人一起讨论，最后下了“限田令”，要求达官贵人们所占的土地不能超过三十顷。

这是后来王莽实施王田制的先河，所以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汉哀帝意欲有所作为，在老师师丹的帮助下，主动限制土地兼并；一种是王莽在去职之前已经有了计划，被免之后，凭着与师丹关系不错，继续予以推进。不管是哪一种都说明了一点，就是限制土地兼并、防止贫富分化已经是朝野特别是儒家各派的共识。

说回刘歆。王莽被免职后，刘歆失去一个重要的支持者，但他并不气馁。恰好此时，博士左咸等人上书，提出新皇帝即位，按照元、成时期确定的宗庙迭毁制度，汉武帝对汉哀帝来说已经超出了五代，亲缘已尽，因此应废毁汉武帝的世宗庙。

“毁庙”不是破坏，而是不再祭祀的意思。

这条建议确实合乎儒家礼仪，也符合元、成二帝确立的制度，但实际上隐藏着儒家的一个态度：要否定汉武帝。

自从汉宣帝时期夏侯胜力争不要给汉武帝立庙以来，儒家内部对汉武帝基本上是否定的，因为他穷兵黩武，不爱惜民力，杀戮过甚。汉宣帝为了巩固帝位，刻意抬高汉武帝，令儒家有所不满。因此，废毁世宗庙是儒家要抓住新皇帝即位的契机，否定汉武帝的一次行动。

但汉哀帝恰恰要以汉武帝、汉宣帝为榜样来巩固皇权，并不愿意废毁，可又不知道该怎么反驳。这时，刘歆站了出来，他综合使用今文经学和《左传》里的经义，凭借深厚的儒学素养，反驳了左咸的观点，强调汉武帝的功德空前绝后，因此有资格保留宗庙。

汉哀帝很高兴，同意刘歆的建议保留世宗庙，对刘歆的信任也加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