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天起我就坏了。像一把卡膛的手枪,一架走调的钢琴,一台失准的钟表,但是没关系,虞百禁说,他总有办法把我修好。
我说你呢,你怎么办?医生说你的左耳可能终身无法治愈。他笑得坦然,说没所谓啊,他生下来就是坏的,他无药可救。
更何况做杀手,既已认定了踏上这条路,谁都不奢望尽头是善终。跟死神签订契约的人,断手断脚、曝尸荒野是合约中不可更改的必选条目,他对所有残酷知情,认可,才欣然按下血红的指印。
在“最好”与“最坏”的区间内,他总能寻得自洽之处落脚,而恶魔是如此讲究公平,他不同情人类,包括他自己。
“况且我们都活下来了。”
他温柔地,轻快地,像吹灭蜡烛后许愿的小孩一样真挚,哪怕他连生日都是假的。
“我有什么可难过的?”
我问我的心理医生。
“人要怎样才不难过?”
在辗转了几个科室、查遍各项体格指标却诊断无果后,我听从了医生和护士的建议,转至精神科。做完一系列心理学评估,我被正式确诊为“恐慌症引发的躯体化障碍”。
虞百禁陪我做咨询,全程都很安分,耐心,也或许是不适应单耳失聪后的肢体失衡,协调性变差,对声响及其来源的钝感,即使是非常、非常微小的延迟,普通人根本察觉不到,对于他的职业而言,一毫秒的误差都关乎生死。
我连一毫秒都不能容忍。
以前有过类似的症状吗?医生问我,家族遗传病史呢?我说,我想回去了。
不靠药物辅助也行。医生又说,认知和行为疗法同样能改善病情。我抓紧虞百禁的手说,我们回去吧。
虞百禁就会带我回病房。
我不用吃药,我只是“坏了”。每当我心悸、战栗、身体不受控制,只要抱住虞百禁就能恢复如常,他会把我修好。
诚然,这种修缮也有短处,例如某天早晨起床,一摸到他不在床上,失去他的那种惶恐便如洪流决堤,瞬间淹到我的胸口,让我喘不过气,脑中尚有条理,手却完全不听使唤,去按床头的呼叫铃时,打翻了桌上的一次性纸杯。
水洒了一地,像碎掉的镜子。流再多的血,我也无法再捡起它。
然后风吹进来。无论我躲藏在哪一扇窗里,他都会找到我,将我抱紧。
“你去哪儿了……?”
我先是问他,旋即越过他的肩膀,和呆立在病房门口的护士道歉,“对不起,我……把水弄洒了。”护士小声地说“没事”,从虞百禁手里接过空纸杯,同他点一点头,退到病房外,轻轻带上门。虞百禁揉着我的后颈,等我放松下来,才向我解释道:“你快天亮时才勉强睡着,我就没叫你,去楼下的公共电话亭打了个电话……一刻钟都不到。”
“你要带上我。”我无力地强调,“你一只耳朵听不见,万一碰到危险……”
“我吓到你了?我吓到你了。”
他声音低低的,像梦呓,像咒语,捧起我的手拢在双掌间,不厌其烦地说,“我回来了,我在这里,我没有离开你。”